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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凤之声】人工智能对管理学研究的冲击及应对
2026-07-07 来源:社科院专刊总第868期 作者: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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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镇(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特定组织管理活动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其中,工商管理学的主要学科范畴涵盖企业管理理论、管理思想史、战略管理、创新创业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等主要分支。管理学研究者要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在重塑技术—经济范式的过程中,对管理学研究特别是工商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的底层假说、研究内容议题与方法体系产生的全方位冲击。

  从基本对象来看,自科学管理理论提出以来,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始终围绕着人、财、物展开。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技术体系,在参与组织管理过程中不仅重塑了人和物的链接关系,而且形成了管理学研究的全新研究对象,表现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物理世界的人、财、物,数据、算法和智能体成为管理学研究的全新对象。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组织战略决策过程,管理对象从实体物理空间转向数实融合下的“人—物—数据—算法”复合系统。数据和算法成为与传统的物同等重要的新管理对象。

  从底层人性假说来看,管理学理论发展过程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和“复杂人”“有限理性人”“自我实现人”等一系列人性假说的演变过程。其中,不管是“经济人”还是“有限理性人”,其背后的基本假定是管理主体(决策者)和管理对象(人)均以工具理性为基础,以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开展系列实践活动。而人工智能在参与组织决策和管理过程的同时,一方面催生了“智能算法人”这一全新复合主体,管理决策不再由孤立的人类个体自主理性判断主导,而是由人类系统与算法系统深度耦合形成,直接打破了传统假设中“生物自然人作为唯一决策主体”的基本前提,进而对生物自然人意义上的理性人或者“经济人”的底层假说产生全方位冲击。另一方面,传统理性人假设强调的人类受限于信息环境、个体认知偏差与情绪干扰的有限理性框架被突破,人工智能依托大模型实现超大规模的信息处理与推演,决策模式从“人类有限理性判断”转向“智能算法主导的协同决策”,传统意义上基于人类完全理性构建的决策模型的解释力大幅下降。

  从内容议题来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决策主体和管理对象,也重塑着管理学研究的内容议题,产生人工智能驱动的战略决策、AI与组织协同、基于AI的商业模式创新、人机交互与消费者行为、AI企业伦理、算法与企业数字责任等新兴研究议题。以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为例,人工智能正对管理学研究的战略决策和资源配置理论产生全方位冲击。人工智能本身正被重新定义为企业的一种战略性资源。与传统资源不同,AI具有“越用越强”的特性,能在使用和迁移中不断学习和强化,极大程度上对传统资源基础观和能力观下的战略决策理论产生冲击,特别是人工智能已从辅助工具演变为能够参与甚至主导资源配置决策的“智能体”,它通过数据和算法驱动极大地提升了管理决策的效率与精准度;通过重塑资源内涵和配置的基础逻辑,引入“智能体”这一新决策主体,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管理决策的本质。

  从基础方法体系来看,工业管理情境下的管理学研究方法多集中于小样本抽样问卷调查、单案例和跨案例比较研究、基于历史经验数据的计量回归分析和因果推断等。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技术体系,不仅能够与管理学传统研究方法体系深度融合,而且能够产生新的研究方法,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能够实现文本数据和非文本数据等多源数据整合,构建多层结构数据集,并基于大数据分析突破传统经验分析和数据统计分析的局限,提升统计推断的准确性。二是引入全新的机器学习预测、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与复杂网络建模等智能化方法,突破传统线性计量模型的局限,可精准识别复杂行为模式,大幅提升研究的精准度与科学性,甚至能完成传统方法难以实现的复杂数学推导与证明。

  面对人工智能对管理学研究的系统冲击和变革,管理学研究者需要积极把握新机遇,主动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的“人—物”二元框架转向“人—机—物”三元交互的新框架,探索传统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深度融合的新管理现象和管理新理论。要坚持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在夯实学科基础理论、学科史和学术史的前提下,将AI智能体视为与人类管理者同等重要的分析单元,主动将自身研究领域与AI研究议题深度融合,积极推动研究议题的拓展。与此同时,要积极拥抱机器学习等新型研究方法,立足现实强化调查研究与AI新型工具方法的融合,直面管理实践中的真问题,开展更具实践指导意义的管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崔园园(报纸)齐泽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