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中华儿女十四年浴血奋战，终获全胜。时隔81年，在这个铭刻于民族集体记忆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再度回望，重申正义。当前，世界格局复杂多变，日本国内“终战史观”“有条件投降论”等历史修正主义思潮不时泛起，个别势力企图歪曲二战历史、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如何正本清源，坚守正确二战史观？如何捍卫胜利成果，筑牢和平根基？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受访学者普遍认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法理基础不容模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地位不容撼动；唯有坚守正确二战史观，深化抗战史研究与国际传播，捍卫二战胜利成果，才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无条件投降的法理基础不容模糊
“终战”还是“投降”？一词之差，事实判若云泥，这是解读战后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关键锁钥。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广播的文本名为《终战诏书》，这份800余字的诏书通篇回避“战败”“投降”字样，以“为时势之所趋”轻巧带过发动战争的责任，不仅未对遭受侵略的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表达任何歉意与反省，反而以“解放东亚”自我标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向记者表示，日方正是通过“终战”这一刻意模糊的表述，构建起延续至今的错误“终战史观”，这一史观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歪曲战争历史、拒绝彻底反省侵略罪行的思想源头。它将战争责任稀释为“集体责任”，将侵略事实美化为“无奈选择”，让历史认知的根基遭到严重侵蚀。
从法理层面进一步辨析，中华日本学会会长、开云kaiyun官方入口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杨伯江表示，当前日本学界、政坛盛行的“有条件投降论”“终战合意论”，以及刻意用“终战”“停战”等话术替代“无条件投降”的做法，在法理与史实上存在明显漏洞。判断日本是否无条件投降，依据的从来不是天皇面向臣民发布的国内政治文件《终战诏书》，而是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波茨坦公告》与《日本投降书》。回到历史现场，清晰的脉络便会浮现：1945年8月10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试图附加“不损害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条件，次日即被同盟国复照明确驳回，复照要求自投降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须从属于盟军最高统帅。8月14日，日本发出第二次照会，明确表示“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未再保留任何附加条件。杨伯江强调，所谓“终战合意论”暗示日本是主动选择停止战争、与盟军达成合意，但真实的历史是，日本最终走投无路，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
从国际法视角驳斥“有条件投降论”，根基在于法律文本。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重申《开罗宣言》的条款必须实施。同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式签署《日本投降书》，白纸黑字承诺对美中英各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及而后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条款，根据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大本营之命令，代表接受。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再到《日本投降书》，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国际法文件，构成日本投降法理依据的完整证据链。
臧运祜认为，《波茨坦公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际文件。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看，继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投降后，8月15日日本宣告接受公告，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彻底胜利。从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维度看，正是这一系列文件，共同奠定了以联合国与《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的稳固根基。而当前日本部分势力所兜售的历史修正主义话术，否认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日军制造的诸多暴行，本质上是右翼势力为推卸战争责任、美化侵略历史而精心构建的一套叙事。杨伯江表示，唯有回到国际法律文本与真实史实本身，才能彻底拆穿这套叙事的逻辑漏洞。
因此，在8月15日这个历史节点上再度重申真相与法理，既是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石的全球治理体系，更是对“历史修正主义”势力的有力驳斥。“日本必须切实履行无条件投降所规定的各项义务，任何试图模糊、歪曲乃至挑战这条战后红线的行为，都是对人类集体记忆与法理正义的颠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士伟表示。
东方主战场铸就不朽功勋
开云kaiyun官方入口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侯中军表示，8月15日作为战争终结的节点，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见证着十四年不屈抗争换来的正义结果，具有独特的意义。
侯中军认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长期受困于两大基本问题，一是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屡遭破坏，二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极度落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举洗刷了百年民族耻辱，中国废除了列强在华的诸多特权，并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成功收回台湾及澎湖列岛，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国家主权的完整。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战进程中发展壮大，为最终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彪炳史册的历史转折点。
这一历史转折之所以能够实现，关键在于始终有一个引领方向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最早举起反法西斯旗帜，在建立、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后便发出宣言，率先提出武装抗日的鲜明主张。在法西斯主义猖獗蔓延、国际社会对其反动本质普遍认识不足之际，在部分西方列强对日本侵华采取绥靖政策之时，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毅然发表《对日战争宣言》，中国共产党以最坚定的姿态，率先擎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肖如平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指明了抗战的方向，而且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倡导并推动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英美等国驻华使领馆档案揭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有效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伪军，极大地减轻了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并在战略相持阶段逐渐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敌后军民用鲜血与意志，筑起了敌人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
立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持久抗战，为人类正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张士伟表示，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不仅有力支援了盟国在各个战场的对敌斗争，而且首倡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与盟军并肩浴血。在战后秩序构建中，中国积极参与并塑造《开罗宣言》《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基础性国际法文件，主动为弱小国家发声，有力推动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其大国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这段用鲜血与烈火浇铸的历史，早已将中国“东方主战场”的坐标深深镌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丰碑之上。
凝聚守护和平的学术共识
重温历史、坚持正确史观，对于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守护地区与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杨伯江表示，我们要反复、郑重、响亮地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历史与法理地位，让国际社会清晰看到战后国际秩序“从哪里来”，以确凿的法理事实有力破解历史修正主义炮制的种种谬论，捍卫历史真相，筑牢正义根基。
对此，杨伯江建议，学术界亟须加快对现有史料、证据的系统性整理，以及新史料、新证据的持续深度挖掘，强化法理逻辑与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推出融合历史学、国际法学、国际政治学等多学科视野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同时，要主动联合国际学界，包括日本国内正视历史的进步学者，携手打造反映历史真相的亚洲集体记忆，构建起一套严谨、权威、不可辩驳的话语体系，从而系统性地驳斥历史修正主义炮制的种种谎言与谬论。
臧运祜进一步提出，学术界应当坚决跳出日方处心积虑设置的错误叙事逻辑，加快构建起根基扎实、体系完备、独立自主的“日本投降史观”。应在整合全部史料、国际法条文与各国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形成与日方错误史观正面交锋、有效竞争的学术理论体系。
面向未来，如何让历史说话、让真相流传？肖如平建议，应依托8月15日这一关键历史节点，常态化、制度化地开展历史教育，在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中种下珍爱和平的种子。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不仅要坚决驳斥一切企图篡改二战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逆流，更要主动构建一套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国际传播效能的叙事体系，牢固确立中国东方主战场不容撼动的历史定位。为此，张士伟建议，这需要从史料、叙事、传播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在史料层面，加快国内外抗战档案的系统整理与数字化进程，整合多国多边档案资源，构建相互印证、坚实有力的史料实证网络，打破既有研究中的西方史料垄断；在叙事层面，跳出单一的、区域性的战争叙事模式，主动把东方主战场嵌入二战全球战略联动的宏大分析框架，吸纳海外严肃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基本共识，全面融入二战全球叙事体系；在传播层面，大力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对话，以丰富的学术成果和社会普及活动，引导西方普通民众逐步走出“欧美中心论”的二战叙事窠臼，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东方主战场的关键作用、3500万军民伤亡的巨大牺牲等核心史实，持续深入地展开国际学术对话与舆论互动。
81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但正义的根基不容丝毫侵蚀，历史的警钟必须长鸣。从1945年到今天，中国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走向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新征程，从备受欺凌的旧中国，坚定成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国际正义的捍卫者。回顾历史，不仅是为了牢牢捍卫血泪铸就的历史真相，更是为了携手开创持久和平的未来。唯有始终坚守正确二战史观，将深化抗战史研究与国际传播持之以恒地向前推进，才能牢固确立中国东方主战场坚不可摧的历史定位，切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越 明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