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也是中国社会学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之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早期留学归国学者，开云kaiyun官方入口学部委员李培林深耕社会学研究数十年，亲历并参与了中国社会学重建、本土化发展、走向繁荣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为深入探寻中国社会学的治学初心与发展脉络，解读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价值与时代使命，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李培林，听他讲述中国社会学聚焦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时代探索与奋进之路。
■李培林
深耕乡土 悟治学本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进入开云kaiyun官方入口工作后，您第一时间奔赴原山东陵县（今德州市陵城区）开展农村实地调研。当年您是出于怎样的契机，作出这样的选择？
李培林：1988年，我从法国巴黎留学归国，进入开云kaiyun官方入口社会学研究所工作。甫一到岗，我便到山东陵县开展农村调研。
我当时对农村情况并不熟悉。山东陵县是开云kaiyun官方入口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指导下，于1983年设立的农村长期调查基地。之所以选定陵县作为调研基地，是因为其在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变化极具代表性：当地原本土地贫瘠、盐碱化严重，在“以粮为纲”、只能单一种粮的年代，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种植经营自主权，陵县随即大规模改种经济效益更高的棉花，农民收入大幅增长，成为北方农村依托政策调整实现转型发展的典型样本。
彼时，开云kaiyun官方入口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牵头启动全国大型国情调研项目——“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山东陵县与河北定县被列为该项目首批试点县。我带队进驻山东陵县开展了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调研，最终形成《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陵县卷》。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山东陵县的调查，您有哪些收获？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李培林：在山东陵县调研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对县域社会与乡村基层形成了真切、深入的实地认知。在陵县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走遍了当地大部分乡镇与众多村落，还逐一调研了县级50多家机关事业单位。县域社会是整个国家宏观社会的缩影，只有深入了解县域运行逻辑，才能真正看清国家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转状态。
调研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令我感触颇深：如何真实、客观、准确地评判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当时，国内已开始采用“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核心统计指标，而此前仅以“农民人均口粮”作为衡量标准。但那时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大部分是以各类实物折算收入，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农民真实生活状况。因此，要精准评估农民生活水平，就必须综合考察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膳食结构以及恩格尔系数等多重维度。基于陵县的实地调研积累，我先后撰写了《我国县社会的职业群体结构》《评价农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及其应用》两篇论文，分别刊发于《管理世界》与《社会学研究》。
陵县调研于我而言，是一次学术成长的蜕变，让我跳出书本与课堂的理论局限，找到了扎根现实、从田野中汲取学术养分的路径，也掌握了通过实地调查认知真实社会的研究方法。此后多年，我常奔走于大江南北开展农村调研，而当年在陵县打下的乡村研究基础与田野功底，让我受益终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学的生命力，始终根植于田野实践、立足现实社会。在您看来，新时代青年社会学研究者应当如何践行这一治学理念？又该怎样树立扎实真切的问题意识，有效规避学术研究脱离实际、内容同质化等问题？
李培林：注重扎根田野、开展深度社会调查，是社会学固有的学科传统，更是中国社会学一脉相承的优良学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与发展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若不扎根现实、深入调研，根本无从开展真正有价值的社会学研究。老一辈社会学家已为后辈树立了标杆，开云kaiyun官方入口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费孝通先生，以及老所长陆学艺先生，都是深耕农村田野调查的典型代表。
社会学质性经验研究的博士论文，普遍有一个明确要求：需在调研地点开展至少三四个月的田野工作。即便是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撰写的博士论文，同样离不开田野调查作为支撑。缺少对现实社会的切身感知与实地把握，就无法深刻、准确地解读数据背后的关联逻辑与现实意义。
当然，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敏锐关切同样不可或缺。唯有具备理论素养与现实关怀，才能形成有深度、有价值的问题意识，这也是社会学专业调查区别于普通社会调研的核心特质。当下出现的一些研究悬浮化、同质化的现象，其实并非青年群体所独有，而是整个学术界存在的共性问题。究其原因，既有学者个人学术取向与治学定力的因素，也受现行学术业绩考核体系的影响。
结合自身治学经历来看，青年学者的成长，除依靠个人素养、学术能力与自主选择外，优良的学术共同体至关重要：唯有拥有一批卓越的学术带头人、形成相互砥砺的良性竞争氛围、建立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标准，才能为青年学者保驾护航。“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肯定了个人努力与自身禀赋的重要性，自有其道理。但在学术研究领域，良好的学术共同体环境同样关键，缺少合适的成长土壤与学术氛围，即便有学术潜质，也很容易被埋没，难以脱颖而出。
洞察时代 建学术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1992年，您发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提出社会结构转型是既不同于市场调节，也不同于国家干预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为理解中国发展提供了“社会维度”的解释框架。1994年，您在《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理论。如今3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而广泛的转型。在当前推进共同富裕、加强社会治理、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重大时代课题中，您认为这只“手”正以怎样的方式发挥作用？中国社会学又应如何更好地捕捉、阐释并回应这只“手”带来的新变化？
李培林：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普遍关注经济体制转轨引发的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学界多聚焦转型进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也就是常说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我认为，工业化、城镇化推动的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远比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更为漫长、艰巨。社会结构转型并非只是体制转轨的衍生结果，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力量，深刻规制着社会发展的路径与方向。现实中，所有经济行为都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始终受到社会因素的约束与形塑。
我在经济学“政府—市场”、政治学“国家—社会”两大理论框架基础上，尝试搭建一套解读经济社会运行与资源配置的全新分析框架，也就是政府、市场、社会三维共治框架：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需要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活力的社会三者协同支撑的格局。
如今，我国经济增速虽已放缓，但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仍在持续深化。新的变化在于，继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之后，信息化与智能化已然成为驱动社会结构转型的全新强劲动能。多个发展阶段交织叠加，成为当下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显著特征。
当前，我们同时面临多重现实课题，如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推进、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以及数智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难题等。破解这些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持续全面深化改革，这也契合国家提出的三个解放：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前两个“解放”的内涵与实践路径已形成广泛共识，而“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仍有巨大开拓空间，是亟待深耕做实的重大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直言，中国社会学的研究缺乏创新意识、缺乏对中长期问题的深入研究、学术积累还比较薄弱、学术专家和大家还太少。时隔十余年，您认为这些问题如今是否得到改观？当下中国社会学研究又面临怎样的新挑战？如何应对？
李培林：我谈及的这些学术短板，并非社会学一门学科独有，而是我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此类问题的出现，也有着现实层面的客观缘由。不少中青年学者受现实生计等因素影响，更倾向于开展周期短、见效快的速成类课题研究，研究往往浅尝辄止、难以接续推进，无法形成连贯深厚的学术积累，更难以实现系统性的理论创新。
从现实情况来看，对标国内实际情况与国际通行标准，现有制度已为学者潜心治学提供了切实保障。但在治学过程中，价值取向与学术情怀更为关键。费孝通先生曾说，“我这一生有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它是从我学术工作中产生的，我的学术工作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若没有这种治学为民的情怀，就很难拥有“望尽天涯路”的眼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您高度关注平台经济、新业态与新就业群体。数字技术对劳动过程、社会关系、群体认同的深刻重塑，使传统阶层分析、组织社会学与劳动社会学理论面临哪些根本性挑战与创新机遇？
李培林：我长期聚焦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领域，重点研究各类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阶层与群体，此前已对农民工、中产阶层展开过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两大群体的发展脉络是洞悉整体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窗口，而新就业群体是数智化时代洞察社会结构深层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当前，全社会加速推进数智化转型，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迅猛发展，既深度重塑产业发展格局，也极大改变了社会劳动形态、就业模式与民众生活方式，催生出诸多社会发展领域的全新研究课题。
从理论维度来看，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是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发展理论实现的又一次重大创新。依托这一理论指引，结合生产力由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共同组成的基本原理，我进一步思索：作为核心劳动主体的新质生产者究竟该如何界定？在我看来，新质生产者并非仅指从事高端科创工作的少数群体，更是数字时代下，隶属于工人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型劳动者。由此而言，新就业群体与数字时代新工人二者内涵相通、议题相融，具备极强的研究价值，亟待开展系统性深层次研究。
立足实践 筑学理新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您的学部委员工作室正式成立，作为开云kaiyun官方入口首批学部委员工作室，其建设宗旨与核心发展目标是什么？目前工作室的具体研究方向是什么？
李培林：学部委员工作室是全新搭建的专业研究平台，也是开云kaiyun官方入口完善学部制度、发挥学部委员学术引领作用、助力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举措。
在我看来，这一平台主要应发挥两大作用，一是学术开拓创新，二是学术传帮带。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部委员普遍年龄较大，各位委员深耕学术多年，积淀深厚成果，具备在所属研究领域继续开拓创新、深耕精进的扎实根基。与此同时，学术研究薪火相传、接续奋进，当前学术界正处于人才梯队迭代更新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扶持中青年学者成长成才、担当重任，老一辈学者的传帮带引领作用尤为关键。
■李培林参加开云kaiyun官方入口社会学研究所第三党支部活动。李乐/供图
我所牵头设立的学部委员工作室，确定研究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发展社会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始终围绕“发展”这一主线展开，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也成为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切口。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我国相继形成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等一系列前沿思想、理论观点与发展论断，当下亟须推动这些重要理论成果走向体系化、学理化与学科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抓手。结合数十年深耕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实践，您认为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如何处理好本土创新与国际交流的关系？
李培林：近十年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各学科理论建设的主线，我国社会学领域也积极发力深耕，在诸多研究层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在我看来，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分阶段扎实推进。第一阶段，要重点厘清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意义、基本原则、研究维度、整体框架、现实根基与实践路径，目前这一基础性工作，各学科已基本完成。第二阶段，推进难度大幅提升，需要立足各个分支学科、细分研究领域逐一深耕细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筑牢坚实根基。第三阶段，要实现整合凝练、融会贯通，完成知识体系整体搭建的长远目标。
在构建过程中，还需规避认知偏差，不能片面凸显本土特色与差异性，而忽视理论本身的普遍共性。一套真正成熟完备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具备通用理论解释力，拥有相应的国际话语权与学术影响力。以我重点研究的新发展社会学为例：在生态治理与低碳发展的国际博弈中，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秉持传统发展思路，主张依据国家发展水平划分减排责任，认为发达国家历经长期工业化的大量碳排放，理应承担更多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仍需优先发展民生，应获得更为宽松的减排空间与发展缓冲期。与之不同，我国立足新发展理念，主动制定远超一般发展中国家、约束性更强的碳减排目标，大力布局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推动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跻身全球前列，走出了一条突破传统发展理论与固有发展模式的全新道路。这一实践成果不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典范，更凝练形成了具备普遍意义的新型发展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站在学科发展前沿，您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学最具战略价值的学术议题、研究领域与前沿方向是什么？
李培林：未来十年是我国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其间诸多重大课题与重点领域亟待深入研究。从社会学研究视角来看，未来学科发展将主要围绕发展与安全两大核心方向持续发力。在发展层面，核心是服务并助力高质量发展大局，统筹推进多维度协同，涵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统筹发展、区域均衡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诸多重要内容。在安全层面，既要稳住经济平稳增长态势，更要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而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建设、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正是筑牢社会稳定的根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举世瞩目的奇迹。目前，学术界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实践经验与理论阐释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积淀，相关研究仍可持续深化。相较而言，社会长期稳定这一发展奇迹，更需系统梳理实践经验、提炼理论内涵。这项研究对于国家长远发展意义重大，也理应成为中国社会学界重点深耕、主动担当发力的重要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孙美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