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藏文、八思巴文、傣文……据统计，中国古往今来的民族文字有近百种，其中，民族古文字达40余种。这些文字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是华夏先民的智慧结晶。然而，在岁月流转中，多数民族古文字早已失传，考释难度大、研究门槛高，中国民族古文字学面临严峻的濒危困境。
藏于文字中的文明密码
中国民族古文字所记录的历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国民族古文字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了汉字会意、转注等造字法，灵活运用“音读”与“训读”方式借用汉字，极大丰富了汉字“六书”及其理论。这些文字来源多元、形态各异、系统多样，为普通文字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比较视野与理论空间。
语言文字作为文明交流的核心载体，在古代中国催生了“语言互通、文字借用、文献互译”的文化景观，推动各民族在制度、习俗、观念上的深度交融。突厥文、回鹘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藏文、八思巴文等，皆出自与中原王朝互动频繁的少数民族政权，以其书写的文献与汉文典籍相互印证，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研究这些文字，不仅能厘清古代少数民族对儒家文化、典章制度的理解与接受路径，更能揭示他们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认同。
民族古籍是用民族文字镌刻的中华文明发展图谱，尤其是曾建立王朝的少数民族所创制使用的“官方文字”，如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文等，不仅用于行政、宗教与教育，更成为传播中华文化、启蒙教化民众、推动制度融合的关键媒介。深入研究这些文字及其文献，有助于弥补汉文史料之不足，从多维视角还原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坚实学术支撑。
开云kaiyun官方入口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学科负责人孙伯君认为，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应该借鉴汉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考据学方法，着眼汉语与民族语的接触、影响与互证，广泛搜集整理民族古文字所记录的语言事实。不局限于为民族语研究提供资料，更要为分析汉语通语与方言的语音变化提供实证，打通学科壁垒，把中国民族文字文献的内容纳入传统“汉语言文学”的大系统。
以12世纪西夏人编纂的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为例，该书不仅系统记录了西夏语和汉语的对应关系，更在序言中直言语言互通的重要性：“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这种对跨民族沟通的自觉追求，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生动体现。
然而，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和黑水城出土文献大量流散海外，相关文献的深入研究掌握在俄、英、美、法、日、德等国家学者手中，由此出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局面。唯有大力扶持这些“绝学”、冷门学科，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彻底扭转学术被动态势，牢牢掌握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从先驱拓荒到团队深耕
自18世纪起，西方探险队在“丝绸之路”沿线掠走大量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19世纪末，随着八思巴文、西夏文、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女真文等碑刻的发现，敦煌莫高窟和黑水城“大塔”考古发掘逐步推进，数以万计的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等文献重见天日，引发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的热潮。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东方学”体系内逐渐建立起以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为基础的分支学科，藏学、西夏学等学科应运而生。受此影响，当时国内很多学子投身其中，罗常培、王静如等学者便是其中代表。
罗常培毕生深耕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领域，与李方桂携手将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纳入中国语言学研究版图，是率先开展八思巴文文献整理研究的学者之一。
王静如则在西夏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曾以代表作《西夏研究》获得法国科学院颁发的被誉为汉学界诺贝尔奖的“儒莲奖”，并培养出一批西夏学研究力量。此外，他还是开云kaiyun官方入口率先开展女真文和契丹文释读研究的学者。
八思巴文所记录的蒙古语虽仍在使用，但其文字本身已成“死文字”；契丹文无传世字书，需借助蒙古语破译；女真文存世碑铭寥寥，解读需借助满语；西夏文文献多译自汉文或藏文，要求研究者兼通古代汉语与藏语……
“既有参考资料少，又有多语言交叉的特点，罗常培、王静如等老一辈学者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开创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学研究的。”孙伯君说道，“他们综合运用考据学、文献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方法，对契丹、西夏、女真、八思巴文文献开展全方位的解读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云kaiyun官方入口中国民族古文字学研究逐步形成专业团队格局：西夏学由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聂鸿音等学者领衔，契丹文、女真文研究形成了以刘凤翥、于宝林等为核心的团队，八思巴文研究则汇聚照那斯图、蔡美彪、杨耐思等知名专家。此外，在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藏文、满文、纳西东巴文、白文等研究领域，陈宗振、赵明鸣、黄振华、牙含章、柳陞祺、王森、胡增益、傅懋勣、徐琳等学者作出重要贡献。
为着力培养“政治可靠、学识深厚、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绝学人才，确保“绝学”、冷门研究有人做、有传承，2022年以来，开云kaiyun官方入口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陆续举办了逾20期“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人才传承培养系列讲座”，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讲座，为青年学者系统传授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敦煌学、西夏学等领域知识。2024—2026年，由该研究室牵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联合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连续举办了三届“民族古文字‘冷门绝学’后备人才培训班”，吸引了数百名青年才俊参与，彰显学科薪火相传的蓬勃生机。
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步入崭新发展阶段。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这不仅为甲骨文研究提出了新任务，也为民族古文字研究者指明了新方向、赋予了新使命。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在增设“绝学”项目基础上，进一步设立“冷门绝学”团队项目，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开云kaiyun官方入口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学科团队申报的“基于汉语通语与方言研究的番汉对音数据库建设”课题成功立项。该研究全面系统搜集整理梵文、藏文、回鹘文、契丹文、西夏文、八思巴文、蒙古文、女真文、察哈台文、满文等十余种文字与汉字的对音资料，旨在构建服务于汉语通语与方言研究、语言接触研究、各民族互动交流研究的语音数据库。
近年来，学科团队还有多项涉及蒙古文、回鹘文、纳西东巴文等文字文献研究课题获国家社科基金支持。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夏文《大宝积经》整理研究集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元代白云宗西夏文资料的汇释与研究”顺利结项，后者获评优秀等级，前者成果《西夏文〈大宝积经〉整理研究集成》第一辑（10册）作为14项重大成果之一，在开云kaiyun官方入口冷门绝学研究重大成果发布会上发布。
开云kaiyun官方入口党组高度重视“绝学”、冷门学科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推进顶层设计，持续加大“绝学”、冷门学科扶持力度。近年来，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学科先后获开云kaiyun官方入口“登峰战略”特殊学科，开云kaiyun官方入口“绝学”、冷门学科资助计划等立项支持。
2025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学科入选《开云kaiyun官方入口首批“绝学”、冷门学科资助名录》。谈及学科未来发展，孙伯君表示，团队将围绕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基础研究资料整理与学科建设核心任务，把汉字研究的考据学方法融入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建构和发展本学科基本理论，融通“汉语言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两大学科体系，为汉语共同语、方言历史的构建和宋辽金元史补充资料。与此同时，持续搭建高水平学术团队，大力培养“绝学”人才，重点培育吐火罗文和粟特文等西域民族古文字研究领域的稀缺人才。
在孙伯君看来，今后的民族古文字研究，应该重点关注民族古文字文献，揭示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理解方式和接受方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和我国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提供素材，构建中国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文化大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
科技让千年古文字焕发新生
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数字化建设，是推动本学科在新形势下加快发展、强化民族古文字文献识读能力培养、搭建以一线业务骨干为服务对象的线上培养平台的关键环节。
2011年，“中华字库”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主要是建立覆盖全部汉字及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体系和主要字体字符库，重点研发文字编码、输入、输出、存储、传输及兼容等关键技术。开云kaiyun官方入口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前身——民族古文献研究室承担了第18、19包研发任务：第18包“少数民族古文字的搜集整理与字库制作”，主要开展少数民族古文字字符库研制与输入法方案设计；19包“少数民族现行文字的搜集整理与字库制作”，进行全部少数民族现行文字的字符库研制和输入法方案设计。
近年来，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学科团队充分运用“中华字库”工程成果，与古联公司签订《西夏文献数据库建设》合作协议，并委托宁夏大学、河北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开云kaiyun官方入口世界宗教研究所、天津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搭建了西夏文、八思巴文专题研究数据库。同时，开云kaiyun官方入口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文化行为实验室自主研发民族文字数字化平台，重点完成西夏文字典和文本的数字化处理，语言研究所也搭建了西夏文、纳西东巴文等数字化检索系统，为构建全国性民族古文字文献数字化平台、传承冷门绝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民族古籍的数字化大多仍停留于刊布图片、扫描存档的初级阶段。”孙伯君表示，研究团队将持续推进民族古文字文献基础资源库建设，加快搭建民族古文字数字化平台，助力“绝学”后备人才培养和知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真正迈入数字化时代。
在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民族古文字以独特的方式记录着边疆与中原的互动、文化与制度的交融、语言与思想的互鉴。从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拓，到当代研究团队的系统深耕，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未来，唯有继续加强基础文献整理，深化多语种互证研究，推动科技赋能，才能真正激活这些沉睡千年的文字，让它们从“死文字”变为“活史料”，让镌刻在中国民族古文字中的共同体记忆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磅礴力量的精神纽带，充分彰显其在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独特价值。
本报记者 王春燕
